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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兴亡(xīngwáng)百变物自闲，富贵一朝名不朽。细思物理坐叹息(tànxī)，人生安得如汝寿。” 这是苏轼名诗《石鼓歌》的(de)(de)最后两句，由石鼓及人，写(xiě)尽“小我”在大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的石鼓被网友视为“九大镇国之宝”之首，康有为(kāngyǒuwéi)这样提起它：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 石鼓出土于唐初，地点在凤翔府陈仓(chéncāng)境内的陈仓山北阪（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），距今已(yǐ)1300余年，屡遭时艰，却绵延保存至今，先后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(wèi)它著书立说。 石鼓在唐代时关注者(zhě)虽多(duō)（如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苏勖、张怀瓘等），可韩愈建议将其(qí)迁至长安保护，却(què)未成功。被风吹日晒了(le)两百年后，石鼓在宋代(sòngdài)突然成明星(míngxīng)，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，不幸赶上了“靖康之变”，又流落到北京，被弃之荒野，却因祸得福，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之厄。1312年，石鼓迁入国子学（后改名国子监），平静(píngjìng)地度过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后，石鼓“南迁”复“西迁”，两遭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，又因种种牵扯，留在了故宫。 如今，游客可在宁寿宫建筑群的珍宝馆内看到石鼓，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清单(qīngdān)》，但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，仍有太(tài)多(duō)的谜：制于(zhìyú)何时？为什么要造它？为何如此珍贵？该怎样去欣赏？……本文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(xiānshēng)的《石鼓文诠释》一书，以及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考略》一文，试作解读。 故宫藏明拓战国石鼓文册(cè)为什么制成鼓状？ 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，武德年间（李渊的年号）说(shuō)较佳。 唐书法家窦臮（音如寄，通暨）在《述书赋》中称：“岐州雍城南(chéngnán)有(yǒu)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鼓形(gǔxíng)，上有篆文，今见打本（拓片(tàpiàn)）。吏部侍郎苏勖（音如蓄）记卷首云：‘世咸言笔迹存者，李斯最古，不知史籀（音如宙，籀文是一种古代(gǔdài)字体，即大篆）之迹，近在关中。’”这是石鼓的最早记录。 苏勖逝于(shìyú)唐武德年间，石鼓出土不会晚于此。 石鼓(shígǔ)是10个刻有文字的(de)鼓状花岗岩块，高约90厘米，直径约60厘米，每个重约一吨。据刻文前(wénqián)两字，命名为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、吴人、吾车(chē)、汧（音如千，汧河即今陕西省的千河）殹（音如亿，意如也、兮）、田车、銮车、霝（音如零，意为飞溅）雨。 为什么制成鼓状？郭沫若先生认为：“这应该就是(shì)游牧生活的(de)一种反映。它象征的是天幕，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，今人所谓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(biǎoshì)，石鼓造于秦襄公(qínxiānggōng)（？—前766年）时，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。 官波舟先生则认为，石鼓应制(yìngzhì)于秦惠文王称王时，即前(jíqián)325年，石鼓是祭品。有学者认为，石鼓应称“发现”，而非“出土(chūtǔ)”，但秦人祭礼独特，“祭天曰燔（音凡，意为(yìwèi)烧）柴，祭地曰瘗薶（音毅埋）”，“既祭，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无石鼓记录，可见它(tā)应被埋起来，很难看到，称“出土”无误。 如石鼓造于秦惠文王，此时秦的国力已强，秦人早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祭品做成(zuòchéng)鼓状，可能是图省事(shěngshì)——石材来自附近河滩(hétān)，早被谁冲击成鼓状，没必要改成别的。 石鼓(shígǔ)震撼唐代文人圈，“虞（世南）、褚（遂良）、欧阳（询）共称妙墨”，官波舟认为原因有(yǒu)六： 一是甲骨文(jiǎgǔwén)、金文皆(jiē)刀刻或铸造；石鼓文则有了笔意，呈现出书写味。 二是甲骨文、金文偏旁部首随意性强；石鼓文则偏旁部首固定，规范(guīfàn)严格(yángé)。 三是甲骨文、金文中羼有象形字；石鼓文已线条化，蜕尽象形痕迹(hénjì)。 四是甲骨文、金文或圆或扁；石鼓文已接近(jiējìn)方块字。 五是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结体多变，或疏或密；石鼓文的结体严谨，有了(le)章法。 六是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线条或粗或细；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 在(zài)汉字发展史上，石鼓文承上启下，此外，它还是上古文学史的(de)见证者——石鼓文中《吾车》与《诗经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颇有相同处。郭沫若说：“石鼓诗不仅提供(tígōng)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的真实宝贵资料，而且更(gèng)重要的贡献(gòngxiàn)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 石鼓文“重法”，后来开新者、复古者都能(néng)拿它当借口。宋代诗人梅尧臣认为：“历(lì)秦汉魏下及唐，无人著眼来形相。村童戏坐老死丧，世复一世如鸟翔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(zhè)一凝局。 806年，韩愈上书，请求将石鼓移入太学珍藏，却(què)未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，痛斥陋儒当道，“方(fāng)今太平日无事，柄任儒术崇丘轲。安能以此(yǐcǐ)尚论列，愿借辩口如悬河”。 818年，名臣郑余庆把石鼓移到凤翔孔庙存放，出土近200年的石鼓终于有了(le)遮风避雨(zhēfēngbìyǔ)处。 石鼓文(shígǔwén)赵明诚的思路有点怪 唐末至宋初，中原战乱，石鼓遗失(yíshī)。 司马光之(zhī)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(zhīfǔ)时，找回9件石鼓，安置于府门庑(wǔ)下，“外以木棂护之”，惟缺“乍原”石鼓。传说宋仁宗(sòngrénzōng)偶读韩愈《石鼓歌》，大感兴趣，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，司马池凑不齐，便交上仿刻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，被宋仁宗识破并治罪。 此说不确，司马光说“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”，司马池(chí)为官(wèiguān)清廉，且能力出众，深得宋仁宗信任。将石鼓迁至汴梁的不是宋仁宗，而是宋徽宗(sònghuīzōng)。 苏轼科举成功后，首任期（三年(sānnián)）也在凤翔(fèngxiáng)，趁机(chènjī)精研(jīngyán)石鼓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，北宋时“其可见者四百六十五，不可识者过半”，元代只剩386字，明清又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“钩”出657字，在所有版本中最多。 学者韩立平认为，当时“读书”与“读律”两派激烈(jīliè)对立，而(ér)苏轼“读书万卷(wànjuàn)不读律”。苏轼认为，“新政”弊端在于(zàiyú)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”，想借石鼓文研究，重振“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古代风范，坚持渐进式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周宣王下令造的，周宣王是中兴之君，打败(dǎbài)了强劲的外敌，成为(chéngwéi)儒家寄情的最佳对象。 宋代富而不强，读书人有强烈(qiángliè)的现实关怀，但只会从故纸堆中找方案(fāngàn)。 赵明诚便从(cóng)石鼓中看出了奇怪的“大学问”：“余观秦以前碑刻，如此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粗石，如今世以为碓臼者，石性既坚顽难坏，又不堪他用，故能存(gùnéngcún)至今(zhìjīn)。汉以后碑碣，石虽精好(jīnghǎo)，然亦易剥缺，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。” 赵明诚以为，石鼓得以传承，因只用烂石材，无二次利用价值，可见“古人(gǔrén)用意深远(shēnyuǎn)，事事有理”。 此说无据，宋仁宗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金石学家向传师看到一张“乍原”石鼓的(de)拓片，知其尚在人间，立即多方打听。拓片来自太氏家族，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瘟疫(wēnyì)，已荒芜，经持续不懈努力，向传师终于找到“乍原”石鼓，可惜上半部(shàngbànbù)被削去，下半部则(zé)被掏成臼，用来舂(chōng)米，好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文字。可见，石鼓可以再利用。 北宋大观二年(nián)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将石鼓调运(diàoyùn)至汴梁，藏在太学。宣和(xuānhé)元年（1119年），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，存于保和殿稽古阁，并在字口中填金，设围栏防护。 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兵攻占汴梁，石鼓与大量文物被劫至今北京，金人刮走了嵌入的(de)黄金，将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，《容斋随笔(suíbǐ)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，刻意(kèyì)向金国使节询问(xúnwèn)石鼓的下落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”。 洪迈曾写《石鼓诗》，末句(mòjù)感慨：“致主有心歌小雅，汗颜(hànyán)无术下登三。”意思是想像小雅中歌颂的那样建功立业，却没才能达到更高境界(jìngjiè)。 金正隆三年（1158年），完颜亮下令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，幸石鼓早被遗弃(bèiyíqì)，官方亦不知它在(zài)何处，使它躲过了一劫(yījié)。元代大德(dàdé)十一年（1307年），大学士(dàxuéshì)虞集在泥草中发现石鼓，元皇庆元年（1312年），迁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门下，此后600多年无播迁。 差点没上(shàng)“南迁”名单 明清时，石鼓(shígǔ)成“千秋法物”，权力垄断了相关操作。 据(jù)学者施安昌在《乾隆(qiánlóng)与石鼓(shígǔ)文》一文中钩沉，乾隆从39岁到80岁，多次为石鼓写诗、制帖、办文会。39岁时，乾隆拓石鼓文一份，并作《石鼓歌》，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(hé)一首，装入精美木匣，供奉在皇帝听政的乾清宫。 73岁时(shí)，乾隆得石鼓文的(de)元拓本，是当时所见最早拓本，乾隆据此写(xiě)了详细的校碑记录，并让和珅、梁国(liángguó)治(zhì)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诗跋。79岁时，乾隆令仿刻石鼓。80岁时，仿刻完成，一套放在国子监孔庙大成门外，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。 通过这些操作，乾隆娴熟地(dì)扮演“述古(shùgǔ)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崇文”的形象。 1933年4月19日，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北京。据学者彭海军钩沉，早在1932年9月，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、朱启钤等(děng)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“文物南迁”。当时社会上不乏(bùfá)反对声，胡适、鲁迅、周养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提议，可效欧洲，将北平(běipíng)划(huà)为文化区，不驻兵、不作军事根据地构想(gòuxiǎng)，期待日军遵守国际公约。 基于1860年(nián)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、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，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南迁”，当时石鼓(shígǔ)不属于故宫博物院(gùgōngbówùyuàn)，初期没列在南迁名单中，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庄严回忆：“第一批箱件(xiāngjiàn)运走后……有一天，我忽然奉到院长的密令(mìlìng)，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将两庑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一件晴天霹雳，既(jì)重大又困难的课题。” 它们是故事(gùshì)最多的石头 石鼓重，且“时间久远，石皮和石心已经(yǐjīng)逐呈剥离之状，稍有不慎，文字石皮就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(fǎnfùyánjiū)，决定先用蘸水高丽纸(gāolízhǐ)填入石鼓缝隙，此一道工序，就干了近一个月，然后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，继而用细麻绳扎紧，用厚绵纸裱糊，再用粗麻绳捆绑，外裹三四层(sānsìcéng)棉被，放入特制木箱(mùxiāng)，以稻草塞紧，致“每鼓重逾两吨”。10个石鼓加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(kèshí)，共11大箱。 在迁移中，有(yǒu)追兵、轰炸、火灾等险，石鼓一路封闭，1937年(nián)12月到石鼓发现地(dì)宝鸡县，特意开箱启封，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3天。 抗战结束后，文物回迁，遇两次(liǎngcì)车祸：一是(shì)在江津县广兴(guǎngxīng)乡，方向盘拉杆断裂，车翻入稻田，好在“石鼓箱仅仅是外面沾满了泥”；二是距酉阳20余公里的高坎子(kǎnzi)，车冲下山坡，附运的家具被摔坏，石鼓箱破裂，竟然无损。 坊间传说，石鼓差点去台湾，因轮船超载，临时留在码头。其实，石鼓没(méi)上迁台名单(míngdān)，一是仅5家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名单讨论，石鼓不归其中任何一家；二是石鼓重，不符合(fúhé)“小而精”的标准。 石鼓一直在南京仓库中，直到1950年初运回北京，当时国子监(guózǐjiàn)(guózǐjiàn)正办训练班，空间(kōngjiān)不足，暂放在故宫，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，文物局决定，石鼓和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永久留在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底座仍(réng)在国子监。 故宫石鼓馆在皇极殿东庑(wǔ)房，逛珍宝馆的游客很容易忽略它，但(dàn)那里有中国故事(gùshì)最多的10块大石头，历经(lìjīng)千年奔波、艰险、离散和苦难，它们仍屹立在那里，讲述着岁月风雨无法抹去的顽强。（责任编辑：沈沣） 来源：北京晚报·五色土(wǔsètǔ)